我们选择了一个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刻，请作家、文学评论家和知名学者思索过去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学，对文坛的状况作出建立在自己理解基础上的概括。我们这里没有什么权威的论断，只是想请大家共同来探讨和研究，共同思索我们的文学已经历的，正在经历的和即将经历的。
李书磊：我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最大的成就是出了鲁迅。以世纪的眼光看，其他所有作家与鲁迅相比都是小才微善，不乏可观者但没有可称大观者。当代王蒙也许将来值得一提，王蒙对世界的复杂性有丰富的体验，他是个大智者也是个大有情者，他对汉语的感觉与运用也是第一流的，但他缺少一个伟大的人（不只是伟大的作家）所应有的最后的痴愚。智可及愚不可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也许现代生活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养愚了，弃愚绝痴，皆大欢喜，文学已经变成了娱乐业的一部分。当然王蒙不入娱乐籍，但他的生存智慧太高了，高得有点低级趣味了。所以我特别怀念鲁迅。以异文化的眼光重新发现中国、展现中国人在现代的悲剧进程、表达现代过程中个人的痛苦，这是中国现代文学有别于以往的新的主题，正是鲁迅开创了这些主题并达到最高的成就。他有坚信笃守的信仰精神但又不偏执、不孤陋，他有洞见微隐的大智又有拚命硬干、舍身求法的大愚，他抓住了深刻的悲剧又以喜剧的觉悟战胜之，他体验到了无以复加的心灵痛苦又保持了平常人的生趣与智者的自嘲，而且他因至情而有至文，他的文字炉火纯青。当然，这些概括都是拙笨的、言不及义的，只有在读鲁迅的时候才能心知他的伟大。
我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最大的缺点是只出了一个鲁迅。鲁迅在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中更像一个异数、一个偶然、一个不知所自也没有真正回应的奇迹。设想一下，一部删去鲁迅的现代文学史会多么苍白，尤其是与中国现代极其诡异复杂、令人百感交集的命运相比。鲁迅之外的作家在心智、情感、人格、思想与文才上的平庸令人沮丧。我们受了那么多苦，经历了那么大的悲欢，但我们对自己的经历却没有真正深刻的理解与反观。我们还是被历史所裹挟的盲目者，还没有能将历史、将自身对象化，文学是如此，学术、思想界也是如此。我认为我们还根本没有从上个世纪外来文化对我们的致命一击中苏醒过来，还没有建立起正常的文化意志、文化理性与文化能力。
张炜：一般来说，中国的文学的传统可以概括为：执拗的入世，追求真理，倔强，具有底层性，对物质主义保持距离并时时呈现出警觉和进攻的姿态。这里面的内容比较复杂，但是有一条清晰的脉络。20世纪的中国文学基本上是在背离这条道路。在这个世纪里，越往后越习惯性地嘲讽民族好传统，急于融入时下的世界潮流。现在，我们经历着一个充满诱惑，极其严峻的精神和文化环境，这种环境恰恰是一个民族寻找和培育自己的文学家最好的时期。如果用平均数或者简单的数学统计法这个意义来讲，又可能是最坏的一个时期。因为，恐怕将有很多人要紧跟潮流，对物质主义和时势给予合作。他们会以诗以言志为耻，会把西方物质主义当作是至理或者跟随现实与享受、发泄与继承的文化。他们被技术和商业时代的规则、喧哗和繁荣剥夺了一切。以往那种散发着强烈原生气息的独自创作消失殆尽。这是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来讲的。但是一部分最优秀的灵魂也将在这个时候成长起来，激起巨大的警告和反响。这将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收获的结晶。当然，一个民族里，这样的人不会出现很多。
所以未来的作家可能面临着三种选择：一种是更保守，更激烈地抵抗西方文化；二是在激烈抵抗过程中走向冷静的思考，寻找自己的思想；三是慢慢跟上去，但是又不能够跟上去，这是最不好的一种。
中国已经出现了比较好的作家和文学家，未来10年可能得到更好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进，会有新的重要作家和文学家出现。
张抗抗：20世纪中国文学在语言、思维方式等多个方面和西方社会难以兼容。很多情况下，被封闭在自己的圈子里，很多时候过多地强调民族性。而文学实际上是人类心灵的记录。因此，20世纪给我们留下的能够和世界相通的作品并不多。其中的原因可能像某些人所说，在于语言翻译等其他方面；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文学本身。中国文学大多数不是属于共有人类精神财富。我们的历史、生活、现状，我们关注和思考的东西不具有本质性的意义；不具有共鸣性，不能反映人类共同的思考、欢乐和忧伤。直到现在，它仍然没有融入人类文学的大圈子，是作为一种异类存在的，在被人关注却没有理解的状态下。
21世纪中国开放进程很大程度上将使我们的表达更加自由。我们无法预测主流会是怎样，但是文学应当是更加个人的，反映人性的本质、生命的意义、人与环境的关系的东西。当然，这仅是一种因素而不是全部因素。
如果是优秀的个体，他只有能够传达人类共同的精神，才能够被更多的人所接受。这里面当然还是一种思想的自由。更年轻的作家要再接再厉，循序渐进，承袭我们过去曾经有的对人类共同的精神的探索，同时要打开新的窗户。
在21世纪，优秀作家的文字将越来越个性化，而不再是一些思潮化产物的文本（像80年代流行的萨特思潮）。现在的青年作家淡化了民族和社会背景，过于个性化，缺少对人和社会关系的关注，因而过于单薄；而老作家又无法脱离和超越原来的一些模式化的东西，过于局限于一段历史的局限和反映，缺少应有文学的表现力，因为文学应当是非常个人的。从个人的角度去看待历史，也能够出好的作品，比如《日瓦格医生》就是一个例子。作家只有在个人经验和历史经验中找到一种完美的结合，才能生产出优秀的作品。
朱向前：中国20世纪的文学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一般的作品一时影响大，持续时间不会久远；但是具有持久性的作品大多数是一时没有什么影响的作品。前者基本上是为了解决时段性问题，文以载道在中国作家心理上的积淀造成他们关注的焦点会自觉不自觉地跟随时势的变化而变化。相对来说，沈从文在他的时代并不是一个主流作家，而他的作品现在看来反倒更加有穿透力。所以载道的文学作者是以牺牲了很多审美的东西来写作的。
当今的文坛处于一种比较正常的状态。随着政治环境的淡化，商业语境的强化，90年代的文坛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但又纯属正常的困境当中。
21世纪，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我们的文学会发生渐变，我们应当坚持回归主义：走向传统而不是走向西方。中华文化也不要妄自菲薄，这一点日本在向西方开放的过程中做得很好；世界文学也不能没有中国文学，很多作家对中国文化很着迷。当然传统文化也不能故步自封。
陈思和：20世纪的中国文学非常重要。19世纪及以前的中国文学是封闭的，是在一个封闭的社会发展的文学。20世纪以来，中国和世界走向一体化，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发展已经密不可分。从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角度解释中国文化这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此时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都受到了国际大背景的制约。现代文学不仅是一个时间上的概念而且在于质上的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知识分子面对现代化的心理是焦急、矛盾同时出现分裂，这都是古典文学中没有的。白话文的发现和应用使文学可以直接表达心理，导致了文学的通俗化。后来文字对文学带来的矛盾和分裂大体上和上述两点有关（开放的国际背景和白话文）。
20世纪的文学之中，中国文学对白话文的惟美功能到底是能不能表达出来，因其内心充满矛盾而得到了否定的答案。20世纪的文学只是白话文学的一道序幕，真正具有文学意义的幕段将在以后播出。我们能够做的是及时总结经验教训，积累资料为下一个世纪文学的探索而奋斗。
过去一个世纪中，中国文学大多数时间处于一种“共鸣”的状态，少部分作家能够在这种状况下，穿透“共鸣”，反映个性，这里以鲁迅为代表。更多作家“共鸣”之下的个性萎缩状态，———意即为了拒绝“共鸣”，个性也不张扬，出现了很多风花雪月的闲杂作品。90年代以来，这种状态发生了变化。此时的文坛被一种人生欲望所制约，这种欲望也在背后制约着社会。比如作家要求语言霸权的欲望。人生的欲望也变成了多层次的；这种欲望反向作用成为支配一个人走向的精神享受。整个社会进入一种无名状态，背后的欲望转化为多元化语言。这样的状态有利于个性的发展。在这样多元共同存在的局面下，有利于我们来探索既能自由地生长个性，又具有批判力的人文精神。
刘震云：我觉得20世纪对于中国的文学是国际语流汇合的时代。这种汇合在20世纪有两个高峰，一个是在“五·四”，一个是在新时期。而在这两个高峰中间基本上是空白。这种汇合彻底打破了过去大汉语写作的封闭系统。使我们有了更多的参照系。这是值得我们文学借鉴和吸收的。
20世纪文学之中有两个亮点，就是文学回归文学本身和对汉语想象力的重新发现和重视。
对于21世纪的文学我所希望的是，文学应当在品格上向探针一样深入。也希望它能够挑出一个新的高度。
王朔：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白话文的出现使大家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想法。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30年代白话文成就非常突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更加成熟一些。在30年代，杂文、小说已经全面进入了一个新时期。随着时间的发展，我们对于这种白话文应用已经达到了一个更加得心应手的地步，白话文本身也更加成熟。
我喜欢沈从文、张爱玲这样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没有很强的指向性，是比较老实的一类文学。剩下的，随时间一过读来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老舍的语言中大量使用了北京方言，但是我认为，他的一些语言还更应该加工提炼。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个怎么去加工和提炼的问题。
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真正发展的时期。中国文学的发展带动了白话文的进一步发展，在书面语中如苏童、余华的语言都非常好；而且不仅仅是北京方言可以入文了，比如说像湖南的何立伟，东北的阿成等在写作中也使用本地的方言行文，从而也就带有了很强的地域色彩。经过加工提炼后的各地语言纷纷进入小说等文学题材的作品中，因而白话文进入了一个异常丰富的阶段。在这种丰富的程度以及语言的门类上，白话文的水平是30年代所望尘莫及的，其中的原因可能是整体教育水平的提高吧！
我崇尚新时代的白话文。对于当代文学我也非常满意。在当代，文学的影响实际上已经达到了文学应该达到的一个顶点。在现在的文字水平影响下，随便那一本杂志的一篇文章就能够满足普通读者的阅读需求，30年代文字是无法与之相比的。现代的白话文提供了一个异常丰富的表达空间。同时，作品的大量涌现，无论其质量如何，但是终归有了量的变化。我始终认为，作品数量增加是其质量提高的保障。
对于我们文学将来的发展，我是比较乐观的。中国作协有6000多会员，里面终究会有比较出色的作家的。出色的作家我们不需要太多，只要有几个哪怕是一个便够了。当然，这个人不知道是谁，应该是一个正在哪一个角落里发奋的人！也许有100人正在发奋，只要一个率先达到一个顶峰，我们都可以跟着向上嘛！也许现在就有好作品了，只是大家还没有认出来罢了。当然，将来如果这样的人出现了，而我们却没有认出来则是我们自己的悲哀了。
有些人对于当代文学悲观，我认为这是毫无理由的。这么多人在创作，你有什么理由悲观呢？我认为，好作品的出现只需要两个条件，一是有可以发表作品的自由的气氛和空间，二是有人在写，这就足够了。
批评家往往喜欢按照自己的意志建立自己的体系，他们往往是为了自己的论点而设立这样严格的体系。我认为，对于文学界或者说作家来说，应该没有一个高峰不可逾越。我们有了好的作品和作家作为榜样，自己设立一个高峰，是为了超过它，这样才有意义。若是有这样一个高峰，我们任何人都是先天不可超越，那我们就没有努力的必要了。许多的批评家都成了精神上的侏儒，他们研究的一个人成了他们的精神支柱。他们觉得古代或者是死去的人简直是无法超越的，那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了。
梁晓声：作为一个职业作家，我认为中国文学在我的创作所经历的20年中，其宽松度在不断的推进和拓宽。我们最初创作时的创作半径和现在无法相比。后来，伴随着文化半径的发展，作家们不断扩大自己的创作空间。如果没有这种宽松的环境和空间，哪个时期的作品都不可能最大程度上体现出作家的作品特色，也不可能最大程度上表现构思。
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文学的繁荣和一个国家创作的发展政策有关。如果这种政策过于拘谨，那么文化和文学可能出现萎缩的局面，每一个作家都不可能成长成自己希望的大树。
我个人认为，现在是一个较好的创作时期。所谓文学的繁荣归根结底就是文学创作的质和量，对一个作家个体是这样，对一个国家整个文学的发展也是这样。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种情况是文学批评本身的活跃。这对于创作一方面是有好处的，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批评的浮躁性。批评过于情绪化，实际对于创作本身的提高没有什么正面的促进。
我预测，2000年开始后的三年内，这种现象会逐渐消失。毕竟，文化受众所期待的是创作本身。人们不可能长期忍受缺少创作的质和量，而把批判作为作品欣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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